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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诸子学研究及其实践品格

  近年来,诸子学尤其是近代诸子学研究逐渐升温,成为哲学、文学和史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近代思想家的诸子学研究与肇始于乾嘉学派的诸子学一脉相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近代开始,梁启超等人便将二者视为“清代学术”的不同阶段,直至当下,学术界一直侧重强调近代诸子学与乾嘉诸子学的传承关系,而对二者之间的差异重视不够。事实上,近代诸子学既与乾嘉学派具有不可分割的理论渊源,又与后者不可等量齐观。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两者立足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相去甚远,秉持的立言宗旨和价值诉求迥然相异。正如近代哲学肩负着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近代思想家对诸子思想的解读和诠释也直接服务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斗争和现实需要。也就是说,近代诸子学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有别于其他时代的理论初衷与意蕴特质。深入剖析近代诸子学的时代特征,既有助于直观感受近代诸子学与乾嘉诸子学的差异,又有助于为当下诸子学研究提供历史资鉴。

  聚焦先秦诸子

  中国近代是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近代思想家一面介绍、宣传西学,一面整理、解读中学,由此推出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国学思潮。对于中国近代的国学思潮,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近代思想家的国学思想大不相同,从称谓、理念到研究内容都大相径庭;另一方面,近代思想家在对中国学术思想的选择、侧重上不约而同地聚焦先秦,以诸子学为重心。这一点通过近代思想家的学术经历和著述最直观地呈现出来。

  在戊戌维新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始终致力于诸子学研究,诸子百家的关系尤其是先秦诸子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核心研题。诸子学研究被康有为定义为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在《康有为全集》中占据了前三卷,足见其在康有为思想中的分量以及对康有为后来思想的影响。谭嗣同在《仁学》中发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的断语,因而被视为全面排斥传统文化的典型。但稍加留意即可发现,他的这个观点是就三代之后的文化立论的,并不表示对全部传统文化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谭嗣同抨击的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后儒对孔学的伪篡,而旨在为中国文化正本清源,从而更好地传承、恢复三代之前的文化。事实上,谭嗣同对三代之前的周公之法和孔子之学顶礼膜拜,将“复兴古学”奉为拯救中国的必由之路。梁启超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曾经被誉为史上著述最丰的思想家。透过卷帙浩繁的《梁启超全集》不难发现,诸子学研究在他的国学研究中举足轻重,并且是其中的亮点。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侧重诸子学,对先秦学术的研究既有宏观透视,如《先秦政治思想史》《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等;又有个案研究,如《孔子》《老子哲学》《墨子学案》《子墨子学说》等;此外还有学派代表的中观研究,如《儒家哲学》等。不仅如此,作为近代国学巨擘,梁启超不遗余力地整理、解读四书五经和诸子典籍,有力推动了近代诸子学研究。至于严复,晚年提倡尊孔读经,推挹诸子学自不待言,即使是早年翻译、宣传西学时也热衷于将老子、庄子、孔子和孟子等人的思想与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和孟德斯鸠等西方思想家的观点相互对照乃至相互诠释。除了译作之外,严复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推《〈老子〉评语》《〈庄子〉评语》,他对老子、庄子的膜拜由此可见一斑。章太炎是享有盛誉的国学大家,并且明言国学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三个部分。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他的国学研究以先秦诸子为重镇,如《诸子略说》《国故论衡》等。

  守护精神家园

  近代思想家的国学研究和对中国学术思想的继承、阐发注重诸子学,并非无意之举,而是有心之为。作为理性选择的结果,近代诸子学复兴是必然的。如果说惧怕文字狱是乾嘉年间诸子学兴起的直接原因之一,那么,近代思想家的诸子学研究则是迫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政治斗争和现实需要,因而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诉求。

  近代思想家深切地意识到,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和赓续与中国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严复指出,文化具有“国性”,是国家存立的根基。他断言:“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承中华文化就是延续中国人的精神命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强调,文化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源泉,也是凝聚民族信仰的不二法宝。若要同仇敌忾,就要以中国文化激发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以此增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沿着这个思路,以史学为国学根基的梁启超借助中国学术思想激发中国人的爱国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发掘终身不辍。以语言文字为国学基础的章太炎大声疾呼保留、弘扬中国的汉字和方言。据章太炎所言,无论哪国人都觉得自己国家的语言优美动人,中国的汉语汉字最能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肠”,正如乡音方言令同一地域的人倍感亲切一样。